贰社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 (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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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信仰会不断努力扩展其传播范围，但合作规模的扩展却不是无限度的，或者说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处，便是政治体的边界，它于此达成一种内部均衡。在此边界之外的其他政治体，与该政治体进行外部互动，各自承担互动的交易成本，过程中双方逐渐达成外部均衡。资源、人口、技术、国际环境等相关要素的变化，有可能会改变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相对关系，于是，既有均衡会被打破，政治体或者瓦解坍缩为更小的共同体，或者扩大其边界，建起更大的共同体。<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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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笔者在这里的思考深受巴泽尔《国家理论》一书相关分析的影响，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到科斯定理的影响。参见[美]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钱勇、曾咏梅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由于政治体的规模限制，普遍信仰的传播范围与政治体的边界经常是不重合的，比如在东亚地区的儒家观念覆盖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更是分布在大量的国家当中。于是，在普遍信仰之下，很多地方还会浮现出次级认同，以便形成特定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次级认同往往是基于诸共同体之间一些非精神层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会被赋予精神性的意义，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就浮现出来。这种自我意识可能仅仅有一些非政治性的诉求；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演化出政治性的诉求，这构成了后世历史演化的重要线索。
随着跨区域交流的增加，共同体内可能会出现不止一种信仰，人们对同一信仰也会做各种不同的解读，这就形成了很多流派的思想。诸种思想既会努力规范社会的伦理实践，又会努力把自己现实化为一套政治秩序，不断地对制度进行赋形与批判。思想有其独立的逻辑，任何思想的出现都纯粹是因为精神的自由运动；但同时出现的多种思想，哪一种会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则与现实的条件相关。主要的约束条件是，现实政治社会当中的组织结构与财政结构。这两种结构是制度赖以运转的基本前提，它们会在相当程度上带来对于思想的选择性；至少，与它们的运作逻辑截然相悖的思想，是不会被接受为官方主流思想的。
被官方主流所选择的思想，会获得机会，用它的叙事逻辑反过来约束官方的行为逻辑，以及引导社会对于正当秩序的想象；同时，它也会不断地自我蜕变，努力对建制化的现实，乃至对“昨日之我”保持一种批判姿态，并与其他那些未被选择的思想，持续地相互激发。比如，儒学在西汉中期以后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并以其叙事逻辑来约束官方的行为逻辑；但到了东汉中后期，儒士们却在官学之外，发展出更加发达的私学，臧否时务，俨然构成独立于朝堂的士林空间，儒学在后来更逐渐与释、道之学相互激发。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地演化着，构成了一部精神现象学的历史。
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可以说，市场是人们形成自生合作的基本机制，合作的主体则是以非市场机制形成的社会单元，诸如家庭、宗族、兄弟会等等，这些社会单元又是自生伦理秩序的基本载体。政府的权力无论集中到何种程度，也不可能操控每个单元内部的伦理关系，以及单元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
市场的有效运转，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信用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有内生的信用机制，即货币，它作为中介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使市场得以扩展；也有外生的信用机制，即政府，它为诸种市场契约的履行提供外部担保。理想状态下，政府就是作为第三方执行人，对市场机制形成信用担保的组织形式，税收是人们为此一担保付出的成本。现实当中的博弈各方为了自己的私利扩张，会不自觉地推动着这样一个市场-社会-政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市场和社会是用以描述自生秩序的两个概念。市场概念，更多地强调其作为交易的条件这一面，市场以价格作为引导人们行为的主要机制，价格的变动则是基于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变动。社会概念，更多地强调其作为人们形成自生的组织秩序的一面，社会结构是影响这种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要素。政府则是用以描述集权秩序的概念，对集权秩序的运转来说，财政-军事逻辑是其核心关切；而集权秩序本身的组织技术，以及它所要面对的社会结构，与财政-军事逻辑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社会抵抗政府的能力会有差异，政府进行财政汲取的能力以及所能动员的暴力资源也会有差异。比如，豪族社会相较于平民社会，抵抗政府的能力更强，而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更弱。不同的政治组织技术也会带来相应的能力差异。比如，传统型贵族共治政府与法理型官僚政府，这两种政治组织模式的行政效率以及与社会博弈的能力，都有巨大差异。所有这些都构成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约束条件，进一步地，也影响着诸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诸多差异决定了集权秩序-自生秩序的均衡点所在，决定了究竟它是更偏向政府方向，还是更偏向社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