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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高龄的朱绍熹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介绍人。1949年,景德镇一解放,朱绍熹带领全市仅有的六个大布店里的伙计们手摇着小红旗迎接解放军过浮桥。不久,他又把六个大布店全捐献给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的儿子们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一个个全在北京、上海大城市当工程师。人民政府没有忘记朱绍熹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给予的帮助,全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朱绍熹被任命为市政协副主席,一直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还有一位叫余绍华的民建会员,他也跟朱绍熹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带头复工,不让工人失业,还也把厂房和工人全交给了人民政府。他当选为全市第一届人民政府专管工业商业的副市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他比我父亲大二十岁。我父亲,也跟他们一样,把厂房,也就是以后的人民瓷厂以及家有花园的屋子全部捐献给了人民政府。我父亲在人民瓷厂当厂长,1963年调入市民建、工商联。1956年,五十多岁的余昭华副市长和我三十岁的父亲一同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并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身材高大的余昭华副市长六十多岁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他生病了,医院勒令他滚出医院。他唯一的儿子余祖来是农大毕业生,在五中当老师。1986年,组织上调他去昌江区当人大副主任,他手摇不绝地拒绝当官。他父亲的惨死,他永生不忘。但最终,他还是去了昌江区。
李建中的父亲李加俊,文革前是城建局的副局长,昌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是个少有的人才。文革他中长期住牛棚,全身的关节病无法再让他去工作。他每次到我家找我的父亲谈心,都要小心谨慎地摸住楼梯栏杆,极缓慢的步履向上移动。新中国成立前,全市的五金商店都是他李姓一家的。
潘义忠的父亲潘文伯,在20世纪50年代打老虎的运动中冤死。潘文伯是个美国留洋生,风流倜傥,妻妾不少,家资万贯,苏州还有个潘府。潘义忠上有七八个哥哥姐姐。他是潘文伯最小的老婆所生。
陈国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逃到台湾另娶一妻,又生儿女。直到两岸关系解冻,他的父亲派手下一秘书来大陆看望陈国宁和陈国宁的母亲。秘书向他们俩敬军礼,陈国宁和母亲只有不停地滴眼泪。他们母子俩在文革中受尽了屈辱,小小年纪的陈国宁每天同厂里的地富反坏右关押在一起劳动改造。
民革的罗羽珍、民盟的方寒程,他们都坐上了市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他们所在的党派也引进了几个人。那年,我三十五岁,跨进了民主党派的大院门,当年加入了民建组织,当年担任了市民建、市工商联两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并推荐为珠山区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