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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阿呆还是城郊一家小型塑料制品厂的工人,每月工资四千二百元。虽然不多,但至少稳定,还有基本的社保。工厂倒闭那天,老板跑路了,拖欠了工人们三个月的工资。阿呆和其他工人去劳动局投诉,得到的回复是正在处理中,请耐心等待。等了半年,什么都没等到,那些钱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再也没有消息。
失业后,阿呆找了很多工作都不顺利。二十八岁的年龄在招聘市场上很尴尬——太老了不适合体力活,太年轻了没有管理经验。高中学历在这个大学生遍地的时代显得可笑,没有特殊技能让他在面试中总是被淘汰。跑了两个月的招聘会,投了上百份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就是一些骗人的传销组织。
最后,在房租即将到期、身上只剩下几百块钱的绝望时刻,阿呆选择了送外卖。
至少自由一些,不用看老板脸色。当时他这样安慰自己,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但现在他才明白,这种自由根本就是假的。没有老板,但有更狠的算法盯着；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但为了活下去必须每天干十六个小时；没有同事的勾心斗角,但要面对整个社会的白眼和歧视。
第二章：算法的枷锁与人性的泯灭
凌晨两点,阿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一间位于城中村的隔断房。说是隔断房其实都是美化了,这就是一个用石膏板临时搭建的小隔间,不到十平米,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月租一千二百元,在这个房价动辄几万一平的城市里,这已经是他能承受的极限了。
房间里的家具简陋得可怜：一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单人床,床垫薄得像纸片,弹簧已经塌陷,每次翻身都会发出刺耳的吱嘎声；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桌腿用胶带缠了好几圈才勉强稳住；一个塑料衣柜,里面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墙上贴着他亲手制作的送餐记录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一样爬满了整面墙,记录着他每一天的辛劳、每一单的收入、每一次的罚款。
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手机查看今天的收入：从早上七点到凌晨两点,整整十九个小时,跑了32单,总收入96元。看起来不少,但扣除电动车的充电费8元、手机流量费15元、雨衣破了买新的15元,实际到手只有58元。平均每小时不到3元,连最低工资标准的零头都不到。
阿呆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越来越大的水渍。楼上的住户不知道是水管漏了还是什么,水渍已经从硬币大小扩散到了巴掌大小,有时候还会滴水下来。他找过房东,房东说：这点小事你自己解决,我又不是专门伺候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