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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视着坎贝尔掏出手帕擦手。他擦得很慢，从指尖到虎口，最后是腕骨凸起处。这个习惯我太熟悉了——在战壕里，我们管这叫"死神洁癖"。那些即将送新兵去送死的军官，总会在下达命令前反复擦拭怀表。
"明天中午前。"坎贝尔把手帕扔在奥班农脸上，"我要看到谢尔比家所有生意的完整账本。"
警靴声消失在巷口后，约翰朝地上啐了一口："狗娘养的北爱尔兰佬。"
波莉掀开钢琴盖，取出藏着的账册："坎贝尔在贝尔法斯特镇压过二十个帮派。"她翻开某页指给我看，"去年三月，他吊死了整整一船走私威士忌的科克人。"
我摩挲着奥班农的怀表。照片里的都柏林邮政总局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被炸毁，当时我和亚瑟正蜷缩在佛兰德斯的战壕里啃发霉饼干。历史总是用通样的血腥韵脚写诗。
"亚瑟，去找所罗门借两挺刘易斯机枪。"我掏出怀表机芯，铜齿轮在煤油灯下泛着血光，"约翰，把码头帮那个男孩的舌头割了送回金伯那儿。"
波莉的黑手套按住账册："汤米，坎贝尔不是普通警察。他在军情五处待过。"
地窖传来微弱呻吟，是那个被波莉打断肋骨的码头帮男孩。我数出第六颗子弹，金属的冰凉触感让我想起战壕里等待冲锋哨的寂静时刻。
"我知道。"子弹入膛的咔嗒声像钟表走针，"所以他活不过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