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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英做为生长在鲁南那片贫瘠土地上的女孩子,她安分守己、清纯质朴,性子倔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期待和憧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心上人也就是将来的婚姻生活有了基本的伦理选择心理。小说在讲到十八岁的田玉英为换亲出嫁的路上插叙的一段故事便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出嫁前几年,玉英和同村伙伴一起割草,被伙伴恶作剧地扔进河里,因不会水,在玉英呛水出危险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吓跑了,同去割草的伙伴根柱挺身而出跳入河中将玉英救起。根柱的手又柔软又温暖。玉英的心咚咚的直跳。根柱年长玉英三岁,人长得白净清秀,尤其一双清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跟会说话似的。玉英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暖洋洋的。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被人关心、呵护,第一次与异性肌肤接触——在她情窦初开之时,第一次懵懵懂懂地领略、感受爱。根柱三年前高中毕业参军去了部队以后,玉英不止一次在梦中梦见过他,母亲向玉英提起亲事时,玉英的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可是根柱一走便没有了消息。听村上人从根柱家得到的模模糊糊的消息说,根柱一到部队就被一位首长相中,然后在这位首长身边鞍前马后,做首长的耳目；再然后呢是不是首长还有个千金待字闺阁,招根柱为乘龙快婿村里人按照传统剧目里的思路一路大胆猜测和想象下去……。玉英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没有文化,她明知道自己和根柱之间横竖不过是一场梦,但是她的情感世界里却始终丢弃不掉那个清秀俊朗的画像。玉英内心里殷切期望着即将拜堂成亲的那个他能像根柱一样。（5
号仿宋体均引自《画里画外》,下同）也就是从那时起,田玉英已然在内心非常理性地确定了自己心上人的形象：英俊帅气,勇于担当,忠厚善良,疼爱自己。小说文本客观上还赋予了田玉英婚姻爱情伦理更纯美的意涵。即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年代,田玉英爱情婚姻伦理选择丝毫见不出物质气息,因而她的选择是纯美的、超越时代的。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根柱这一人物所具有的心里特征和情感精神同样也对称性、同构性地反致出田玉英这一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
也正是因为怀揣着这样一份笃定的美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田玉英在物质文化都极端贫瘠的环境中阳光蓬勃地成长。但活生生的现实却将田玉英逼进了伦理困境中。由于自己的哥哥因残疾找不上媳妇,父母要用她给哥哥换个老婆,就是换亲。通过几家人的三转换,田玉英嫁给了一个有间歇性发作癫痫病且天生丧失性功能的小伙子陈传玉。虽然没有了性功能,但他却用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折磨田玉英。残酷的现实让田玉英五雷轰顶,她没有任何能力抗拒这种现实,但人普遍地对婚姻生活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本质性内容即性爱的追求和渴望是无法消解和祛除的。主人公我在一个月白风清夜晚沿芦苇塘踱步时与正在池塘里洗澡的玉英不期而遇,彼此距离很近且看的真切。我正在躁动不安时,她却拨动着池水向我走近。在这令人躁动紧张的场面中,玉英却十分平静淡定地说：哥,你不是一直都爱着我吗趁现在我这身子还是干净的,今天就给了你吧。她娓娓道。撩人的胸脯一张一施,胸脯上的乳房像一对惊恐不安的小兔子。（《画里画外》）其实,并不是和玉英说的一样,我一直都爱着玉英。因为我和玉英交集不多,更未向玉英表白过什么,显然这是玉英的错觉,在这里,田玉英又一次做出了伦理选择。但她的选择却是在面临着强烈的伦理悖论境地下做出的：如果她这样做就严重违背了婚姻伦理,这是难以见容于社会的；如果她不这样做即在发现我看见她后及时躲避开他,就无法实现自己婚姻生活应该具有的本质性内容。即恩格斯所说的在普遍意义上性是爱情所以发生的基础因而是社会个体婚姻的应有内容。这就从婚姻伦理角度阐明了人的性的活动只能在婚姻或爱情中发生才是合乎道德或法理逻辑。在这种伦理困境中,田玉英的选择既是艰难的,也是决绝的。尽管当时我在欲火中烧中权衡后迅速跑掉了,但是,对于田玉英来说,只要机会出现、条件适合,这种机会条件必然成为她在婚姻形式之外追求婚姻实质性内容的引擎。
正是因为抱定了婚姻之中符合伦理要求的、合理的难以得到的东西,要在婚姻之外求得的信念,使得田玉英在伦理选择的艰难中一步步走向了伦理禁忌的深渊。在一次公爹陈兴旺用自行车带她去看病的路上,因为交通意外,公媳二人连人带车滚进了路边的沟里。在沟里两人发生了一次不伦事件。在此,作家只进行了客观性简要叙写,既没有挑明谁是不伦事件的主动者,也没有表明是否有先拒绝后顺从的人；既没有人物语言,也没有人物更多的心理活动,仅有一句玉英全身汗毛孔大张,她弄不清身体的痛快欢叫和心理的解恨宣泄哪个更多占一成。（《画里画外》）很显然,可以肯定是田玉英对这次不伦事件的发生是同意的。（这一事件发生后,玉英便在晚上给丈夫陈传玉喂下安眠药,方便陈兴旺来和自己媾和）。但二人所追求的目的或说潜意识里期待的结果是不同的。田玉英在积极追求婚姻内容实现而不得的情况下,放任了乱伦结果的发生；她的公公陈兴旺在不伦事件中的积极作为,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一是陈传玉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与儿媳发生不伦事件在陈兴旺的伦理情感中并不存在罪感或罪感较弱,因而释放了自己的性欲本能；二是陈兴旺最渴望的是能够有自己的子嗣。因而在性本能与古老的子嗣观的驱动下,便积极追求了不伦事件的发生。由此看到,作为社会普遍认同且固化了的由婚姻关系所维系的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亲子关系与性的本能需求和对子嗣追求的伦理选择中,陈兴旺选择并践行了伦理禁忌。在这里,《画里画外》所凸显的批判力量就不仅仅局限在了时代而是强烈批判了几千年作为维系礼仪之邦存在的道德伦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田玉英在不伦事件发生不久,儿子死了,她成了祥林嫂,最后由疯而死。
我,是作家赋予了整部作品中的一个枢纽性、坐标性的人物,这一形象在叙事上具有观察思考他者和自我精神建构与内省的两重维度；同时,就自我而言,在性格意涵上包含着怯懦与勇敢、善良与邪恶、希望与绝望、直率与委婉、创新与守持、敏感与木讷、意识与行为冲突等二元对立统一乃至相悖的多种性格因子。反应在伦理取向上,表达出我与田玉英伦理选择一样的艰难,但我与田玉英的伦理选择在行动上的消极和放任不同,我这个人物的伦理选择更多地是在伦理精神和伦理情感向内转中进行艰难选择以至于无法选择而陷入到焦虑、挣扎的痛苦中。我这个人物始终是作为一个焦虑的思考者的形象来塑造的。自打那晚池塘边的邂逅以后,我思维的空间里刻满了她的影子,梦境几乎完全被她所占据。然而,现实中,她却并未因此而进一步介入到我的生活——尽管她依然是在一日三餐的时候来叫陈兴旺回去吃饭。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反倒好像是有种与她私通的心理,每每遇见,总是十分狼狈地回避或逃离,而待她转身离开牛栏院的时候,却又望其项背而兴叹、失落。我翻过身去,把脸对着墙壁的同时又用手摸了一把下体。那东西硬邦邦的还在。我怕藉此陷入不能自抑的罪恶深渊又立马把手松开。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墙壁的背后有轻轻的叹息声传来,仔细谛听,是母亲和父亲。他们似乎在谈论我,为我忧虑,说我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应该找一个女人组成家庭,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我饮食起居,他们在那边也好放心。（《画里画外》）在玉英的示爱、本能的需求和现实伦理规范等等方面的伦理选择上,我陷入到伦理两难的境地,在情感精神的苦苦挣扎的执念中,我竟然出现了幻听。这是何等的悲怆和哀痛。可以说,我在整个乡村生活期间,几乎每天都因着进退无据的生活而挣扎在这种痛苦中。当我因正义感升起时,便陡然生出对玉英的公爹陈兴旺的愤恨,恨不能置他于死地。草铡到大概一半左右的时候,我心里的厌恶和反感已经转化成了恨。通常铡草都是我站着按刀,陈兴旺蹲着往刀口上送草,一送一按,我们彼此配合默契。但是这一次,我盼望我们之间的配合不再默契,而是发生一些偏差和错乱。我两手紧握着刀把,幻想着弯腰向下按去的时候,陈兴旺的手和左腿的膝盖与草一起留在铡刀口上。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太过恶毒,可是却止不住它怪兽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面横冲直撞,弄得我太阳穴突突的乱跳,脑袋一阵又一阵的发蒙。（《画里画外》）这段描写足以说明我对陈兴旺强烈的恨,以至于想着利用自己按铡刀的机会给陈兴旺致命一击,但是我却只是在脑子里想想而已,即便想得脑袋一阵阵发蒙,也没有付诸这种弄残他的带有善的恶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固然有罪与非罪的伦理选择,这种选择却是痛苦的；客观上也说明我内心的正义冲动与行为上怯懦。我在婚姻爱情伦理取向上同样也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看到王晓红（我的妻子）身穿白褂蓝裤,玉英在铡刀跟前拣草穗的画面便会立刻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夜里做梦我会梦见玉英,她眼角垂泪,或一丝不挂地坐在我的床头,或一个人边抛洒着蒲公英边在田野里狂跑。醒来的那一瞬间,我会不自觉地拿王晓红和玉英作比较：她们的声音,她们的眼神,她们的步姿,甚至,她们身体的轮廓、线条。虽然只是短暂的一闪念,但是在我和王晓红之间,却似乎一直存在着个看不见的影子。再比如,我害怕黑暗降临的夜晚。因为,每当值此夫妻温存、共圆佳梦之时,我的眼前会突然冒出大黄（一头牛的名字）被槌骟的画面。大黄全身抽搐,两眼充血,头一次又一次的从地上抬起又落下,哞哞的凄厉哀嚎声尤在耳。
我因此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深感觉对不起妻子。我痛苦的不仅仅是我自己颜面扫地、丧失了对妻子尽义务的能力,还有对妻子的幸福的愿望和权利的剥夺。看着身旁的她面孔潮红、眼睛发饧,浑身抽搐着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感到心已破碎。（《画里画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内心深处也同样充满了虚荣心和传统婚姻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王晓红说我是在逃避现实。她说的没错——这做法的确是在麻木自己,也的确有些苟且；但是它能让我一时忘记烦恼和痛苦,能让我躲开床笫之欢的尴尬。但是,我若承认了她说的事实,就等于向她服软和认输,等于自愿放低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把未来人生败给一个女人,从此人前再难抬起头来,这一点,我相信不仅我,恐怕任何家庭的任何男人都不能接受和愿意看到。（《画里画外》）反映在伦理取向上,我所批判他者的东西,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两个性功能丧失的人：在农村生活的玉英的丈夫陈传玉和在城市里生活的我。陈传玉是用变态的行为方式释放自己的欲望折磨田玉英,而我则是用写书绘画来享受一种快感的躲避方式折磨王晓红。两个男人虽然生活背景、教育程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等截然不同,但在这里,两个男人存在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因生理机能的残缺导致的婚姻爱情伦理取向困境,而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文化溃败和人的生命精神萎靡的符码,这两个男人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强烈地暗示出整个社会文明退化和被异化的残酷现实。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知：人们生活在由历史积淀和时代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伦理规则（包括潜规则）的禁锢中,之所以是禁锢,无论其伦理规则的形式还是内容,这种规则极度缺乏对人的自由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驱动力,严重地桎梏了生命情感精神的生长,因而人生活在了痛苦麻木的情态中,冲破禁锢,放逐自己便成了不安于现状的人的追求,像田玉英,陈兴旺、陈传玉等,这种放逐是以与善的伦理规则和文明相悖的方式实现的,其结果是可悲的,这同样是一种伦理两难。
二．伦理混沌中再现伦理精神的冲突。这里的所谓伦理混沌并非指整个社会具有形式感的作为内容存在的伦理规则的混乱,而是指由于历史的积淀、时代的错乱致使人内在的伦理精神的困顿和错乱。《画里画外》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婚姻爱情伦理,在宗法子嗣、社会政治、历史认知等伦理取向方面广泛而深刻揭示了人内在情感精神的矛盾冲突和几近崩溃的精神世界。那时候,劫后余生的土地上到处瘟疫肆虐,随处都有没有爆炸的炮弹、地雷、手榴弹等。因为西药匮乏和患者需要,顾煜东不仅自学了中医,自己采制中草药,还教会妻子助产、接生。为此,他们临时借住的两间草屋每天挤满了前来问诊的病人,渐渐变成了悬壶济世的诊疗所。1956
年,顾煜东的诊疗所参加了公私合营改造,顾煜东被安排到乡卫生所去坐诊。（《画里画外》）这位国民党军队出身的军医顾煜东,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十里八乡百姓敬重,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一次并非其本人原因的意外事件被人为报私仇借顾煜东的历史问题被批斗、整死的命运。社会政治伦理成了整死顾煜东的正当理由,深刻揭示出了人内心的极端冷酷与残暴本性。当然大多数人是不知道顾煜东是因官报私仇而被整死的。在这里,人们包括被顾煜东医治过的人在伦理情感和和伦理精神方面无疑就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伦理难题：社会政治伦理是正确的,顾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受人敬重是正确的。这两个正确无疑构成一对有着强烈对抗性的矛盾。悲剧的主角不仅仅是顾医生,几乎包括了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