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与战争的正当性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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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载［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3、115页。">
世界经济会在自由贸易当中形成均衡，最终将使得所有人普遍受益，分配问题于是自然被消解掉。
但更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来了。一个问题是，这种均衡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达成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他们无意中提供了一种辩护策略，就是任何国际贸易失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分配失衡，都是因为时间仍不够久，均衡仍未达成。这样一种解释当然逻辑自洽，但凯恩斯为反驳此论曾经说过：“从长久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倘若全球经贸秩序的均衡结果，被推到过于久远以后才能实现，在实践中，相当多数人就会拒绝接受。一方面，长久无法实现的理论的可靠性有多大呢？另一方面，没有理论可以证明下一代人就比这一代人更有价值，因此这一代人应该无条件地忍受痛苦而为下一代做牺牲。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有国家利用政治手段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世界经济不均衡，虽则从长期看这种手法不会有用，但从短期看它确实可以获益，那么又该如何呢？
一旦考虑到这些问题，则政治、国家的重要性就会被提出来。这可能会通过两个角度呈现出来。
一个角度是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主张，他基于对斯密等人的批判，形成了“国民经济学”理论，提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指斯密的理论——笔者注）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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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9页。">
这种角度认为国家、民族是一个不可被取消的本质性存在，国际秩序的行为主体首先是国家、民族，个体的活动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才成为可能。其理论结果自然会是对于充满古典德性的战争的赞许，对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命运斗争的关注；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并不是其首要关注，除非该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综合能力的提升。经济政策要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目标（甚至可说是国家的政治神学目标）。
另一个角度则不会将国家、民族做本质主义理解，而是从全球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出发，来提出政治、国家问题，认为国家的重要职能在于调节经贸过程所致的不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