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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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和平红利的讨论，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结合于其从明朝继承下来并继续深化推进的新税制，即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更是使得人口一直发展到突破四亿才发生流民内乱。而人口上限的提高，反过来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上被锁定在了特定的阶段而难以突破。

这个始料未及的影响，首先与古代社会农业经济的运转逻辑有关。过往对于朝代崩溃的解释通常是，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四起，但这个解释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主兼并了土地并不会任其撂荒却不出租，否则兼并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流民的原因首先就不会是因为土地兼并，虽然土地兼并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其中有着更复杂的逻辑。

在古代社会，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人力的边际收益更高，地主自营土地的可能性也会因之更高；在地狭人稠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土地的边际收益更高，所以地主不自营土地转而对外租佃的可能性更高。<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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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赵冈、陈钟毅在《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一书当中，对地主选择自营抑或租佃的经济逻辑，做过很细致的分析；两位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也对相关研究有相当部分的讨论。">

对应地，在朝代初年，地广人稀，地主多为自营，有了资本可以用于雇人；而由于获得土地的成本比较低，自耕农便会比较多，地主可雇的人也不多，地主的经营规模相对有限，土地兼并问题也不严重。到了朝代后期，地狭人稠，地主有了资本便会用于土地兼并，对外租佃更多。这种兼并使得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只是失去了此前可以获得的收入中的地租部分，但仍然可以拥有资本（如耕牛）和劳动所带来的收入部分。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繁衍茂盛，则人力与土地的相对价格便会发生变化。人地压力越大，则地租越高，此时土地兼并的努力便会越强，佃农在利润分配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导致份额不足以糊口，或者根本租不到地了，甚至欲为雇农亦不可得，就会出现流民，帝国秩序濒临崩溃。但是这时由于地狭人稠，投资土地的边际收益很高，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成功的，因其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失败。只能等待朝代崩溃，人口锐减，地权重分，再进入地广人稀的状态，以待下一次循环。

所以，每一次朝代崩溃，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而是在于人地压力。只不过对于朝廷来说，其直观的感知是，土地兼并导致流民越来越多，于是试图通过抑制土地兼并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此路不通。至于人地压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会导致崩溃，其临界点的高低，与帝国的财政制度有关。税基为人的情况下，佃农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地主来说比较大，临界点就会比较低，历史数据表明，人口没超过一亿就崩溃了；一条鞭法改为税基为地，以及雍正时代摊丁入亩，全面税地，佃农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地主来说比较小，临界点就会变高，所以到了四亿多人口才出问题。但是到了如此之多的人口，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已经变得非常低，任何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之技术都不具备经济性，这样，如无外部变量的注入，则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被锁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陷于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无法实现突破——庞大的人口只有新的技术跃迁引发的现代经济才能吸收，但正因为庞大的人口本身，使得技术跃迁无法出现。<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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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黄宗智先生用“内卷化”概念来描述这种无法实现经济突破的历史状况。他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这一概念，后来又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扩大了该概念的应用范围。他指出，中国的家庭农场因为耕地面积过小，为了维生而不得不在劳动力边际回报极低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投入劳动，沦为一种纯粹的糊口经济；而这样的一种经济样态，形成了特别顽固、难以发生质变的小农经济体系，处在“内卷化”状况，无法发展。后来以加州大学为代表的若干学者对这种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中的加州学派。">

庞大人口的超大规模性，在此构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变量，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历史嗣后的一系列关键逻辑。<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