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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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直到清朝后期，由于现代经济从外部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原因，导致中国再次出现了“强枝弱干”的结构，孕育了几十年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段军阀割据时期，但很快又因为新的外部因素到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相关讨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章的相关部分。">
“唐宋变革”前后，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官僚逻辑有很大差别，但它们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差别才是更加根本性的，不严谨地说，春秋及以前的时代，自生秩序是制度演化的自变量，集权秩序是因变量；大一统帝国当中，集权秩序逐渐拥有更多自变量特征，自生秩序则越来越有因变量的特征，自生秩序不会完全沦为因变量，但其演化过程受到的集权秩序的干预显然是越来越大了。<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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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将这种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别，称之为“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认为殷周社会的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是一体化的，但是到了秦汉帝国则分裂开来。谷川道雄进一步提出，秦汉帝国的使命就是如何将这两个世界以新的形式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官僚制形成了这个结合要素。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70—71页。本书的分析与谷川先生的思路颇为近似。">
集权秩序下的中原帝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依凭其调动起的巨量资源，对游牧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并经常能够逐其远走，冲击到西部的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地区，虽则空出来的草原会迅速被新的游牧帝国所填补。中原帝国因此成为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力量，由这里发起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整个大陆，以至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历史在古代是从属于亚洲历史的。这里面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古代世界中原地区庞大财富的唯一性，没有其他任何帝国能够调集如此之多的资源从而对外形成如此之大的冲击。以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为依托的轴心文明，基于特定地理而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的超大规模性，是中国一系列历史独特性的两大根本前提。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反复看到这一点。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它也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还算能做到有效的约束；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后续君主成长于后宫，昧于世事，其能力经常会逐代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大不如前，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便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只需“垂拱而治”，中人之资也能胜任，而帝国本身可用以供养官僚体系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无力应对，呈现为“仁义不施”的状态，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不过百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瓦解，新开国英雄的出现。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在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来使帝国重新焕发活力。这个过程又会带来从“特殊的帝国”到“普遍的帝国”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