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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确定西门庆家人各自回房后心里整理了一番刚才得到的情报。“县尉陈大人在武松回来后得势”，这句话比较关键，可以推断出本地县尉在武松没有来到阳谷县之前在权力斗争中是比较弱势的一方，这虽比较符合宋朝轻武官的特点，但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行政区域里，县尉也算得上是排得上号的大人物，说其弱势也仅是和县令比较而言。
另外，虽然政策对文官有倾斜，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县令和县尉之间势力强弱的肯定不是宛如空中楼阁一样的大方针，而是这两人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说直白点，也就是钱。
县令的师爷并不是国家公务员，其俸禄完全是县令一人承担，县令作为场面上的人，住宅、出行、穿衣饮食等都有相对应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很花钱的，更别提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等开销，这些开销仅靠县令每年那一万多斤俸禄支持会相当紧张。就这，还是宋朝官员赶上了好时候，要放到明清两代，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嘿，那可真能穷的当裤子，这也是为什么一生清白的海瑞入殓时全部家当只有一副破棺材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仅够维持自己开销的经济实力能坐稳一县之长吗？稍微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答案。
放到现今这个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时代，社会上那些小混混等盲流都是一方的不稳定因素，在人均文盲的古代，社会有多难治理可以想象，要治理好这些人和事，讲道理是没用的，这些人不懂什么之乎者也和圣人教诲，只懂得挨打会疼的简单道理，要靠暴力来维持稳定，但这又带来了一大笔给衙役们的开销，说的时髦一点，叫维稳经费。
所以，一方的长官要坐稳位置，必须和当地的豪绅搞好关系，从而得到庞大的资金支持，接下来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所谓拉拢豪绅，巧立名目并不是张口就来的脑补台词，艺术来源于现实，而现实的荒唐更在艺术之上。
那么，既然文官系统的县令需要本地“财阀”支持，武官那条线上的县尉自然也需要，从刚才的情报中得知，西门庆应该是亲县令派系的商家，在和县尉派系的斗争中被人抓了把柄，这才导致了西门庆被捕。
“都是权力的牺牲品啊。”黑暗中的余则成摇了摇头，上述这些在常人看来很复杂的推理在他这倒是异常轻松，无他，唯手熟尔，余则成见过的权力斗争牺牲品多了去了，古代这点小儿科权力斗争在他眼里好似过家家一般，不然你以为戴笠的飞机出事真的是意外？
接下来的推理就很简单了，协助县尉一派大力打压县令派商家的得力干将定是打虎后任职都头的武松无疑，要不西门庆的夫人也不会说出“自打武二郎回来…”这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