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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又有什么事?”慈禧问道。
“法兰西国公使刚刚送来邀函,法主将禅位于其子,届时将举行禅让大典,邀各国使节到贺。”恭亲王小心地措着词,“总署不知该如何回复,正议着呢。”
“议着?没人去总署闹吧?”慈禧太后冷笑了一声,“我估么着,这两天这折子又好多起来了吧?”
“皇太后说的是,总署未将邀函送来,便是怕漏了消息,言官生事。”恭亲王知道,“无识书生,若借机群哄,便又是一场大风波。”
“洋人的使节都驻在京城好十年了,派个人去法兰西一趟,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个书生昧于天下大势,动辄拿什么夷夏大防挟制朝廷,真是可恶!”慈禧太后怒道。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同治皇帝。为此恭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中国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事实上,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早在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认为,与恭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曾国藩则认为,康熙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华夏之礼制”。
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道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天朝上国,遇到这种事,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哪有去道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