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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这是明代秀才的闲章，虽不是官印，但篆刻工艺……”老周的话突然在张大仁耳边炸开惊雷。那枚布满绿锈的印章不过三厘米见方，却让他想起家中那块边缘雕着五爪龙的木疙瘩。
当下班回家的张达仁用黑色粗鬃毛做得鞋刷蘸着肥皂水刷洗木玺时，混着朱砂的泥浆在搪瓷盆里晕开血色涟漪。他记得《文物》杂志上说过青铜器要用软布擦拭，却没想到这木头物件更加娇贵。直到太平天国史专家左洪纲捧着木玺双手发抖，他才意识到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在当时，社会对文化的那种饥渴程度远非现在可以想象的。每当《文物》杂志新刊上市时，玻璃柜台前总挤着戴老花镜的老先生和攥着单位介绍信的年轻人，油墨香里混着此起彼伏的“同志帮留一本”的请求。考古队带回的青铜鼎高清照片能引发整条胡同的讨论，马王堆帛画彩页在美术院校被临摹得卷了边，故宫老研究员用放大镜细究战国简牍释文时，窗外的槐花正落在夹着粮票当书签的杂志上。
甚至我亲眼见过，胡同口来自陕西的修车师傅会把刊登秦俑专题的那期压在玻璃板下，给顾客讲“这和咱临潼挖出来的可像”。甚至听我表哥胡淘说，连海外汉学家在友谊商店外汇柜台抢购杂志，海关人员对塞满《文物》的行李箱见怪不怪。张达仁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订购了一份《文物》杂志，并因此掌握了一些古文物知识。
“双凤朝阳纹在正中，五爪金龙盘踞四边，这是天王诏书专用玺的规制啊！”左洪纲的圆框眼镜几乎贴到印面上，“小张，你看这‘旨准’二字笔锋，与现存诏书上的印鉴如出一辙。”
在鉴定室里，日光灯管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仿佛是岁月的回响。张达仁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着左洪纲这位名满全球的太平天国史老专家讲述木玺的来历。
随着左洪纲的讲述，张大仁的思绪渐渐飘远，他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864年的天京城。那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正被战火笼罩，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湘军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如狼似虎地攻破了天京城的城门。城内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窜，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