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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蒙着霉斑的纸张始终在流动：琉璃厂某间阁楼藏着全套五十年代《人民画报》，798艺术区的网红咖啡馆用《毛选》合订本当装饰，五道口毕业季的跳蚤市场里，考研笔记与《存在与虚无》并肩躺在凉席上等待新主人。当库本阅览室都开始电子化检索，仍有年轻人特意跨越大半个北京城，只为抚摸某册民国诗集扉页上褪色的藏书章——那些老木头在暖气烘烤下散发的陈腐香气，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包浆。
在如此庞大的图书流量下，书摊摊主们深知时间就是金钱，他们必须迅速地将书籍流转出去，才能保证生意的持续。因此，“快”成为了这个行业的关键词。只有快速进货、快速出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即使手中的书籍再珍贵、再值钱，如果积压在手中无法及时售出，那也等同于一文不值。
在这种快节奏的行业风气影响下，摊主们对于图书的摆放自然就不会太过讲究。他们往往将书籍随意地堆积在一起，形成一堆又一堆的小山。这样的摆放方式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却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空间利用率，方便快速取放。
而我和老张，在那两天里，就整天蹲在这一堆堆的书籍旁，像两只寻宝的松鼠一样，不停地翻找着我们心仪的书籍。老张还打趣地说：“这两天可真是吃了不少陈年老土啊！”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在书堆中埋头翻找的情景。
其实，今天的条件还算好的。在以前条件更差，淘到宝贝更需要吃苦在吃苦。记得早几年，天还没透亮，潘家园西门的铁栅栏外已晃动着十几支手电筒光束。穿军大衣的老书虫们跺着脚取暖，哈出的白气刚触到眼镜片就凝成霜花。五点二十分卷闸门轰然升起的刹那，人群像听到发令枪似的猫腰往里扑，帆布袋扫过水泥地卷起的灰土裹着隔夜烟味直呛喉咙。
有时候，那个经常有好东西的秃顶老板刚掀开防雨布，七八双手已同时插进那堆民国期刊里。穿蓝布衫的老先生颤巍巍举着放大镜核对《东方杂志》版权页时，旁边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突然从底层抽出本1953年《歌曲》合订本，扉页“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钢印在晨光里一闪，几根沾着泥的手指立刻从不同方向按住了书脊。
特别是夏天，当晌午的毒日头把塑胶棚蒸成蒸笼，蹲了三小时的膝盖发出咯吱响。某位女教师为核对《芥子园画传》是否缺页，鼻尖几乎贴到发脆的宣纸上，后颈晒脱了皮也浑然不觉。突然有人惊呼“商务版《万有文库》”，十几个汗津津的脊背瞬间聚成密不透风的墙，五十年代竖排繁体字的《徐霞客游记》在推搡中裂成两半，攥着半本书的人还没来得及惋惜，另半边已被塞进某个蛇皮袋消失在人堆里。
暮色降临时分最是难熬。守了整天的青工小张还在扒拉最后两麻袋文革小报，指甲缝嵌满纸屑的右手突然触到硬壳封面——1977年上海出的《天体物理讲座》！摊主瞟见他瞬间绷直的脊背，漫不经心吐出的价码比原标价翻了三倍。远处收废品的三轮车正在装运全天没卖掉的“废纸”，某册《傅雷家书》的批注页从车缝飘落，被路过的胶鞋踩进污水坑，墨迹在“赤子孤独了”那句上晕成蓝色的泪痕。
当最后一批淘书客驮着蛇皮袋挤上末班公交，总有佝偻身影打着手电折返，在满地狼藉里翻捡装订线。那些被无数双手筛过三十遍的纸堆深处，或许还埋着半页《申报》残片或盖销邮票，像退潮后的沙滩上，总有些破碎的贝壳等待最顽固的拾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