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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丈周奎“慷慨”捐银两万两之后，文华殿内的“捐资助饷”总算不再是皇帝的独角戏。在崇祯和王承恩一唱一和的压力下，在锦衣卫若有若无的“关注”下，百官们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输捐”表演。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插曲”。周奎事后大概是心疼那两万两银子，竟又上奏哭穷，说什么家中遭了贼，连下地耕种的农具都被偷了，意图搪塞或减少实际缴纳的数额。崇祯（朱铭）听了只是冷笑，当即密令锦衣卫暗中查证，“务必帮国丈把‘农具’找回来”。这种对重臣、对国丈毫不掩饰的不信任，让了解内情的少数人暗自心惊。
在这场捐输大戏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东厂提督王承恩。他直接从东厂——或许也包括他自己多年积攒的部分——拿出三十万两白银，率先足额上缴户部。这笔巨款不仅让百官咋舌，更让崇祯龙颜大悦。王承恩此举，既是向皇帝表忠心，也是在向百官示威，彰显着新晋厂卫的“实力”与“态度”。
紧随其后的，是新任锦衣卫指挥使李若链。他并未直接捐银，而是上了一道奏疏，称其在整顿南镇抚司时，查获了历年下属官员私下孝敬给前任指挥使、但被其封存未动的不明银两，共计十几万两。他表示此乃不义之财，不敢擅专，特此悉数上缴国库，听凭陛下处置。这种“自清门户”又“曲线捐输”的举动，既显其清廉，又为皇帝增加了收入，崇祯阅后大加赞赏，称其“忠诚可嘉，清慎勇为”。
有了这两位厂卫头目的“表率”，其他大臣再也无法推脱。内阁首辅郑三俊大约是为了维持脸面，捐了三万两；兵部尚书薛凤翔因掌管军务，也捐了一万两。其余六部九卿、勋贵重臣，或多或少，都开始“自愿”捐银。
然而，在这场“被迫的慷慨”中，也有极其刺眼的存在。状元出身、素有清名、位列内阁大学士的魏藻德，面对皇帝期盼的眼神和同僚的压力，最终只磨磨蹭蹭地捐了……三千两白银。这个数目，对于他这样的高官显爵而言，简直如同打发乞丐，吝啬到了极点。
崇祯看着魏藻德那副“心疼不已”的表情，心中最后一点对所谓“清流领袖”的期望，彻底化为冰冷的失望。“国难当头，社稷倾危，尔等饱学鸿儒，满口仁义道德，心中所系的，却依旧是自家那点坛坛罐罐！”
他暗中观察着群臣在捐银时的种种小动作——或唉声叹气，或暗中使绊，或虚报数目，心中冷笑连连，“阳奉阴违，虚与委蛇，这便是朕的‘忠臣’！”
捐款之事暂告一段落，崇祯立刻召见了户部尚书倪元璐，询问国库实情。
倪元璐并未像其他人那样粉饰太平，他面色凝重，如实禀报：“启禀陛下，虽有近日诸位大人输捐以及山西解来之赃款，但国库目前可动用之银两，仍不足五十万两。京师及边镇粮草储备，按目前消耗，恐……恐仅能支撑不足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