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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3日，江城武汉的积水尚未退尽，青石板路上泛着冷光。雷宜雨踩着永久牌二八大杠，后座绑着母亲缝制的蓝布口袋——里面装着堂屋木箱里的全部积蓄：37元8角毛票，和一张1988年50元面值的国库券样张。
汉正街的早市刚刚开张，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攥着皱巴巴的“工业券”，争抢新到的“飞跃牌”胶鞋。雷宜雨的目光却锁定了民众乐园侧门——那座青铜貔貅雕像的嘴里，正衔着一枚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铜钱。
“前世1993年，这里挖出的战国编钟让武汉博物馆花了280万收购（真实事件（1978年）改编）。”他摸了摸裤兜里湿透的《长江日报》，头条《国企改制试点启动》的油墨已晕染成片，但那个红笔圈出的日期依然刺目：1990年1月1日，他重生的日子。
“后生，别碰公家东西！”穿褪色蓝布衫的老赵头从门房探出头，左臂“门卫”红袖章已洗得发白。雷宜雨数出五张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印着女拖拉机手的钞票还带着母亲缝纫时沾染的棉线味。
老赵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1990年，武汉热干面才三毛一碗，五块钱够他喝十天“黄鹤楼”散装白酒。
“仓库钥匙可以借，但得等稽查科老周去江汉路吃午饭。”他压低声音，“里头有些‘特殊物资’……”
雷宜雨嘴角微扬。他当然知道所谓“特殊物资”是什么——汉正街最大的国库券黑市，就藏在这间挂着“民众乐园道具仓库”牌子的破屋里。
回到母亲身边时，雷宜雨发现她正盯着路边一个卖冰棍的小贩出神。那小贩约莫二十出头，皮肤黝黑，推着辆锈迹斑斑的永久二八杠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刷了白漆的木箱。
“妈，您想吃冰棍？“雷宜雨问道。
母亲摇摇头：“不是那小伙子卖的冰棍包装纸，是我上个月接的活计。“她指着木箱上“二厂汽水“几个褪色的红字，“一晚上缝五百个袋子，工钱才一块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