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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橘子糖的甜蜜与苦涩
在1972年的寒冬,北风如刀,切割着每一寸裸露在外的肌肤,仿佛连空气都凝固成了冰。我,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穿着单薄的棉袄,蹲在筒子楼阴暗潮湿的公共水池边,用那双冻得通红、几乎失去知觉的小手,机械地搓洗着一家人的衣物。铁皮饭盒的锈边不经意间划破了我的手指,鲜血渗出,与池水中的泡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抹刺眼的红,就像冬日里难得一见的晚霞,却带着几分凄凉。
就在这时,一双布满煤灰的大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睛,那熟悉的气息让我瞬间安心——是父亲,陈国栋。他呢大衣上带着铁道边特有的霜气,混杂着淡淡的机油味,呛得我打了个喷嚏,却也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猜猜这回带了啥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缓缓移开手掌,一块橙黄色的水果糖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玻璃纸在夕阳的余晖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仿佛封存了一个橘子味的宇宙,让我暂时忘却了周围的寒冷与困苦。
我屏住呼吸,生怕一口气就会吹散这易碎的梦。我注意到父亲的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刮伤,那是他在钻火车底检修时不小心被铁皮划伤的。去年冬天,他还特意给我看《铁路工人安全手册》,那本手册上的安全生产四个字,此刻却显得格外醒目,因为我知道,父亲总是把自己安全放在最后,把工作放在首位。
阿尔巴尼亚同志给的。父亲把糖塞进我手里,玻璃纸发出细微的声响,如同蚕啃食桑叶,但我得内心却无比的开心。就在这时,母亲提着装满白菜的网兜出现了,她的辫梢红头绳在风中散开,如同两簇跳动的火焰,却照不亮她眼中的阴霾。我母亲,李玉兰,她曾是铁路文工团的台柱子,1965年在郑州铁路文化宫演出时,因舞台机械故障坠落,被台下检修轨道的父亲徒手接住。那条红绸带,后来被父亲检修时一直带在身上。
三斤粮票换块糖陈国栋你疯了！母亲的吼声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解,那颗糖从我的指间被夺走,玻璃纸边缘割破了她的虎口,血珠滚落在糖纸上,洇出一朵半透明的红梅,像是冬日里唯一的色彩。
当母亲夺走橘子糖时,三楼突然传来搪瓷缸摔碎的脆响,那是赵师傅又在醉酒唱《智取威虎山》,他瘸腿撞击楼梯扶手的咚咚声,像蒸汽机车残喘的余震,回荡在筒子楼里。这个总爱披着褪色铁路制服的老头,曾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他左小腿——皮肤下埋着半截道钉,那是1962年保加利亚国际列车脱轨时,父亲用检修锤为他截肢留下的印记,也是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
甜蜜与隐忧
夜晚,筒子楼里安静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蜷缩在嘎吱作响的木板床上,耳边传来父母压低声音的争吵。母亲拆毛线的声音和父亲每隔几分钟就会爆发一阵剧烈的咳嗽,震得墙上糊的旧报纸簌簌发抖,仿佛也在为这个家的命运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