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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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锐利有用的器具,用这个比喻说明治国安邦的有效手段。示,炫耀、让别人知道。意思是用于治国安邦的奇计良谋和有效手段是不能轻易炫耀,让别人知道的。

老子在这一章系统阐释了治国理世的辩证法,由人们常见的自然现象说起,最终落脚到治国理世的方法和谋略上。老子认为,张极必歙,强极必弱,兴极必废,予极必夺。也就是说,张是歙的先导,强是弱的前兆,兴是废的端倪,予是夺的根苗,这是自然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也就是物极必反、对立转化的微明之道。

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互相转化、循环往复状态之中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既是自然界的规律,也同样是社会领域的普遍规律。处于柔弱的一方,只要能真正做到韬光养晦、隐忍待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暗中积蓄力量,欲擒先纵,后发制人,就一定能够巧妙地完成优劣态势的转变,化被动为主动,转弱小为强大,最终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

也正因为这样,历史上不少名家名人、文臣武将是从军事思想角度理解《道德经》相关章节的,甚至认为《道德经》就是兵书。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范蠡,就是把《道德经》当作兵书来读的,他助越灭吴中的很多奇谋,都是从老子思想中得到的启示；《隋书·经籍志》等典籍,把《道德经》列入兵书一类；唐宪宗时期的将军王真,第一个明确提出《道德经》是兵书,甚至说《道德经》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北宋的王安石和苏辙也都认为《道德经》是兵书,盛赞老子的奇策良谋,说其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道德经》既言兵,理应为言兵者师之；近代魏源和章太炎等人也都认为《道德经》一书主要是讲兵事和谋略的。尽管简单地把《道德经》说成是兵书不能够全面地涵盖老子丰富深刻的思想学说,但至少能够说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表述的反战观点和战争谋略,对同时代和后世的军事家发挥兵家思想、开展军事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启示与影响。

《道德经》对《孙子兵法》产生过巨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具体成书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道德经》成书早于《孙子兵法》,老子比孙武年长三四十岁,都是有史可考的。不仅如此,就孙武的家世和生平来说,也与黄老之学有着密切关系。孙武的七世祖从陈国逃到齐国,后因军功受封于齐国的乐安。陈国是老子的故里和道家发源地,齐国在战国时也曾一度成为黄老之学的中心。孙武的祖辈是道家文化的最早传播者,是他们把陈楚之地的道家文化带到齐国,并推波助澜,最终也使齐国成为黄老思想的中心。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孙武借助老子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兵学理论体系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道德经》五千言,《孙子兵法》也不超过六千字,我们只要对照阅读一下,就会发现十三篇里到处都有老子思想的影子。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孙子兵法》中有十三句是老子原话的变形,有三十多处是老子军事理论的直接解释。

老子的微明之道和柔弱胜刚强思想,实际上就是后发制人。对此,韩非子在《喻老》中说：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淮南子·原道训》对老子后发制人的军事思想阐发得淋漓尽致,认为这一思想最可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就是符合天道规律。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和军事家崇尚效法老子后发制人的思想和战略,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魏吴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

总之,这一章依据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理,揭示歙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取与与的转化关系,提出欲取固与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说明克敌制胜的谋略。对于当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军事斗争,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