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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
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