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 (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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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首先来自外部世界。从帝国的世界想象受到冲击的角度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不是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南京条约》所要求的治外法权、赔款、开放贸易等等，在大清看来，与1835年通过条约给予中亚的浩罕汗国在南疆地区的特权大同小异，其所给予英国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比向浩罕汗国所做的妥协还要小得多。<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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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大清与浩罕汗国之间的博弈过程，可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247页。">在战争中，大清同样将在西北征战的战将调到东南应对英国人的进攻，它认为这两种战争也差不多是一回事。对大清来说，对浩罕汗国的条约与对英国的条约，唯一的区别就是治外法权等不是被应用在藩部而是本部，有些不大容易接受而已。英夷与其他夷人大概也没有多少区别，夷性犬羊，天朝赐其一些恩典，用货殖之利羁縻之可也，此后帝国便可一仍其旧，高枕无忧。
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都沦陷，皇家园林被焚，之后筹建总理衙门、兴办洋务等等，大清的世界想象才真正地受到冲击，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是与大清对等的政治存在——虽然仍不认为其在文化上堪与大清相比，这也意味着大清所受的观念冲击仍然有限。在此之后，大清费尽心力地打造了一种双重外交体系：一方面是东亚世界，诸藩国仍与大清处在朝贡关系之中；另一方面，是大清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处在国际条约体系所规范的平等关系之中。大清对于自己仍为世界中心的幻觉并未在此过程中消亡，而只是渐淡；对于大清来说，总理衙门不过是个临时机构，是与洋人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而已。中间发生过的几次较小的战争与危机，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等，逐渐让大清内部的个别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深重的危机，但这种意识并未转化为帝国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大清仍然相信，儒家帝国的秩序优于西洋的条约秩序。
直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东亚世界天崩地坼。大清第一次意识到，传统的帝国秩序已然崩毁，自己东亚霸主的地位已经终结，单纯的洋务运动完全无力拯救帝国。嗣后，东亚格局大变，作为东亚世界真正的秩序主导者的英国，不再认为大清是个值得扶植的东亚代理人，转而去扶植日本。大清的赔款让日本迅速崛起，大清则越来越感受到转型的压力。
变革的呼声遂普遍涌起，并发展为维新运动。但是过激的维新变法并未带来令人欣慰的后果，反倒激起了保守力量的更大反弹，并引发了1900年的庚子之乱及八国联军入侵。这是一场彻底将大清打醒的战争，《辛丑条约》将大清的国运压至谷底，若非列强彼此之间相争不下，以至以保全大清为前提的“门户开放”政策反倒成为最大公约数，则大清将彻底亡国。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以便对抗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其在盟约的前言中提到，要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袁世凯的电报中曾痛心地说：“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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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第114页。">
这样一种背景下，大清真正地放弃了此前的帝国幻梦，开始了晚清的新政改革，走上了现代转型的方向。
外部的冲击，带来了帝国内部秩序的深刻变化。传统时代内在高度多元化的大清帝国，面对内忧外患被迫开始努力做出一体性的应对。这首先就体现在内部区域建制的调整上，大清开始努力将汉满蒙回藏多元秩序，逐渐纳入统一的行省制度当中。1884年，原由伊犁将军府管辖的新疆，设置为行省。1907年，原为将军辖地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也设置为行省。满、回地区皆改为与内地十八行省一样的行政制度。1903年开始，即有人提议将内外蒙古地区也设置为行省，但是由于蒙古地区的游牧习俗，大清驻当地的参赞大臣、将军等对此表示反对，大清故而暂缓在蒙古地区设省之举，但是大力推动“筹蒙改制”，实行“移民实边”“蒙地放垦”的政策。随着向内蒙古地区迁移的汉人越来越多，在当地的盟旗之外又有了州县之制。虽然终清之世，未能实行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的计划，这却为民国时期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塞北四省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