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 (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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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令臣子相互制衡的统御之术原本是帝国达成内部均衡的必要条件，但在古今之变的外部压力之下，却成了令帝国的自救努力陷于失败的原因。于是，被迫向西方“让利”的努力最终无法呈现出其积极意义，反倒予人以“卖国”的口实，并进一步侵蚀着大清统治的正当性。

帝国至此已经被整合在海洋秩序当中。倘若要更好地应对这种秩序变迁，起自内亚的大清帝国，需要在制度架构、法权结构、价值理念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脚步迟迟无法跟上。这最终带来了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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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3.人才与观念结构上的大变迁

大清继承了自大辽以来的游牧帝国对于农耕帝国的外在超越，但是伴随着海陆关系变化，此种外在超越也被颠覆了。前文已述，大清帝国的汉满蒙回藏等诸部有着各不相同，又彼此完全无法替代的功能，诸部人数虽大有差别，但权重上并无差别，帝国有着内在的均衡。草原族群对安全秩序的主导与中原族群对财政秩序的主导，是整个帝国内在均衡的核心部分。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战争中，大清蓦然发现，八旗军队完全不顶用了。真正能够对抗太平军的，唯有依靠曾左李胡的勇营。湘军淮军最终击败太平天国，很是依赖李鸿章所购买的洋枪洋炮。于是，大清的秩序一变为汉人地区既提供财政秩序又提供安全秩序，到了成立海军之后这个特征更加明显。

这个变化也是与西洋人的到来相关的。西方将人类带入热兵器时代，此前冷兵器时代草原地区基于高度机动性而获得的军事优势不可逆地丧失了。而热兵器战争并不简单的是军事能力的比拼，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系统工程的结果。要想有效地使用热兵器，必须能够生产热兵器，至少是要能够维修，这就需要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发展必须基于复杂分工的社会才有可能，但复杂分工无法在草原上实现，因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既无法支持工业经济，也无法支持所需的人口，只有中原地区才能提供这一切。热兵器，尤其是海军，对财政的要求非常之高，这需要有强劲的经济能力才能支撑得起来，同样也只有中原地区才能提供。热兵器战争当中，肉体意义上的武勇已经不是具体战术层面的关键要素，对于热兵器复杂技术的理解与应用，以及对应的严格军事纪律，才是战术层面的关键。再一次地，这与草原骑兵的气质特征无关。所以，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后，定居地区相对于草原地区的战争优势，是不可逆的。

不唯如此，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为了地方督抚能够迅速应对局面，朝廷允许其便宜行事，在人事方面自行任免、奖惩地方各级军政官员。在战后，督抚的任免和保荐地方各级文武官员的权力继续得到保留。伴随着洋务的拓展，地方需要新设各种以往并无定制的行政部门，督抚在地方的人事权得以进一步扩展。湘军与淮军两大系统，也逐渐成为帝国洋务派的核心人事基础。<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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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张海鹏主编，第3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