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1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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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稳后，大明像大元一样开始发行纸币，但也如同大元一样很快便堕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纸币信用全无，经若干年尝试后只能放弃。这种情况下大明的经济仍处在货币严重短缺的状况，直到16世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开始流入大明，货币问题终于获得缓解。“明朝在货币经济方面的被动，受制于金属货币资源不足，而解决之道是加快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1520年代到17世纪初的明代经济，正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扩张最快的时期。……从宏观历史来看，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市场经济的成熟，与白银的全球性流动，以及‘白银世纪’存在互动关系。”<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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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184—185页。本节关于货币史的内容，受到朱嘉明先生相关研究的很多启发。">这个时代是西方世界开始向外扩张的时代，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说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的时代。中国对此仍然处在懵懂状态，但是其历史命运已经开始日渐加深地与全球历史嵌合在一起了，以至于远在欧洲的战争，也会影响到大明的国运。

在17世纪前半段，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现代国际政治的起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使得贵金属的对外供给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日本政府在17世纪开始控制银矿，日本白银在1639年曾停止对华输出。这些都导致崇祯朝白银流入锐减，白银价格高企，发生通货紧缩，引发经济萧条；同时铜钱相对于白银发生贬值，又引发通货膨胀。<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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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204—206页。">

通缩和通胀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展开的。在中国古代，一直并行着两种货币世界。一方面是大宗贸易以及百姓缴纳税赋时所使用的白银货币，一方面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所使用的铜钱。铜钱不是白银的辅币，而是独立于白银之外的另一个货币体系，两个货币体系之间有着比价经常发生变动的兑换关系。因为民间有着大量的日常小额交易，用高价值的白银作为货币极为不便，从而便产生了铜钱在民间的流转；而商人进行长途贸易或大宗贸易，以及政府进行国用调配的时候，低价值的铜钱运输成本太高，于是便有对于白银货币的需求。由于民间的农业经济，对铜钱的需求有着高度的季节性波动，民间便有着大量储存铜钱的自生需求。这样一种自生需求使得朝廷想要控制铜钱的努力始终无法成功，因其无法将铜钱从民间有效地回收上来；而中国本身的白银产量远不敷使用，非常依靠外部白银的流入，所以对于白银货币，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很有限。这就导致铜钱货币与白银货币这两个货币世界无法相互替代，政府也一直无法掌控货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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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黑田明伸先生对这样一种双层货币体系的讨论极富启发性。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货币历史当中，可以看清的基本力学表现是，试图创造和维持空间上的统一性和时间序列上的一贯性的王朝方面的动机，与追求依赖于地区的多样化和状况的可变性的社会一方的动机之间存在拉锯。传统中国的特征在于自律的个别性与他律的统一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向量之间的奇妙统一，传统中国的货币正好是它持续的体现者。因时代不同，会有某一方占据优势，但是一定有摇摆反复，而不会出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情况。这两个力之间的均衡点不会没有，但是这种振动本身会结构性地持续发展下去。（参见［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第106—107页。）可以说，正是在货币层面的这种民间自律性，使得古代中国王朝政治当中，朝廷一方的集权秩序的扩展始终有个极限，它最终无法取代地方的自治能力。朱嘉明先生在其《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一书中也反复讨论到了朝廷无法控制货币这样一种情况。">

白银价格上涨，百姓的税赋便加重；铜钱价格下跌，百姓的生活便困窘，双重负担的叠加使得百姓生活陷入极度困苦。这些问题，再叠合上小冰期，内忧外患同时到来，终于让大明朝崩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