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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另一个属性，即精英民主主义。”科恩解释说：“与古典共和投票决定从日常管理到重大法律乃至紧急决策的制度不同，为避免古典共和派投票处死卫国英雄，导致古共和国灭亡的悲剧，我们的建国先贤承认精英治国的现实主义，由立法院特别授予行政机构在特殊时刻高效决策和执行的权力。当然，如果政府滥用这种权力，立法院可以发起暂停乃至收回该项权力的决议，只要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即可生效。”
“而且，要是发生那种情况，检察院也会及时出手，是不是？”科恩笑着看向戴莎。
“嗯，检察院主要负责司法监督、案件调查和公诉，并设专门委员会负责监督权力机构人员行为合法性。”戴莎回答说：“检察院无权推翻立法、行政、司法机构正式出具的法律和政令，但有权督查人员在执行中的违宪行为，视情节严重性可出具调查令和逮捕证控制违法人员并提起公诉，间接遏制权力被无限制滥用乃至失控的情形。”
“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戴莎女士和她的团队，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哈哈。”科恩开玩笑说：“身为国家的公民，我们都得小心翼翼工作才行哩”。
“科恩先生说笑了。”戴莎笑着回应：“检察院虽然兼有监督、调查和公诉权力，但并非历史或别国的特务机构啊。检察院在立法院根据宪法转授的权力范围内运作，要向立法院负责呢。所以，检察院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指引，以事实为基础，如果偏离航线乃至违宪的话，立法院也可以表决收回检察院权力，甚至把检察院整个踹了呢？”
“所以，这位同学，你看到了吧。”科恩看向提问的莎拉，说：“国家立法院虽为宪法授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已经把很多权力转授给行政和司法机构，并形成了互相制衡局面。如果现场还有行政机构和法院人员，我们还能表演出一场四角牵制好戏呢。”
“感谢科恩先生和戴莎女士，非常生动的说明。”莎拉继续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跟平等和公平也有关。我们已知道，宪法无法覆盖当今时代发展的方方面面，总会有一些空白地带。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执行上，是否会变为漏洞和后门呢？比如基于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很多大商社和大集团迅猛发展并组成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财团，例如聚能联合财团之类，这些财团会否进一步膨胀成相互关联的利益团体，并影响到其他小商社和公民的平等发展权，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呢？如果是，立法院有可能出台相关限制性法律吗？”
“贴切时代特征的问题啊。”科恩感慨地说：“具体财团的情况我不适宜展开讲，就讲个人的一些思考吧。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宪法空白理解为预留接口，因为宪法作为基本法，既是法理和信念的载体，也是现实和利益的妥协。规定过细，就没有妥协的空间，而国家总需要一些空间来平衡群体利益，汇聚群体力量。我个人认为，只要当前财团的发展还能带动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就暂时没必要约束。相反而言，如果财团已经膨胀至垄断某个领域并阻碍行业发展或降低效率，那就有必要研究反垄断立法。”
“我个人能理解科恩先生的观点，但站在司法机构的角度，法律的空白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可能意味着效率下降甚至公义受损。”戴莎补充说：“对于无法可依的新时代具体事件，司法机构可能会综合参考各类判例，习惯法则，法理等等，这是个相对漫长的艰难过程，且判决也往往充满争议。检察院虽然能起到监督和抗诉再审的作用，但也意味着开始新一轮的艰难历程，这就较难体现公正和效率的司法信仰。”
“谢谢科恩先生和戴莎女士的解读。或许，这就是现实吧。谢谢！”莎拉鞠躬后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