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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临时铺就的木地板床上辗转反侧，爬了一天的山路，已经很累了，余建国他们几个已经鼾声大震起来，我本来也是一个瞌睡虫，头挨枕头秒秒钟就睡着，现在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为什么罗队长（以后应改口叫罗支书）叫我一个人到大队部去呢？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
应该不会吧，我都那么积极地响应号召到农村来改造世界观，难道还要把我……
我出生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解放前我们左家是盐都市的大资本家，不仅我父亲、爷爷、祖父还有以上的曾祖父等等都是资本家，不说差三代就是十代以上，我那个家族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
本来我爷爷在解放初期为支持红色政权，把他名下的许多企业捐献给了政府，为此，还被国家领导人亲自签署委任状，任命我爷爷为省政府委员和主管工业的副厅长。
我父亲也在爷爷的领导下从事公私合营的工作，可在1957年爷爷被打成右派，从省上下放到盐都市来挂了个闲职，父亲就惨了，说他主管公私合营期间，生活奢华，与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形象相距甚远，还怀疑他有重大经济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就被打倒，也没说是犯了什么罪就被下放到很远的一个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我母亲解放前是地主家里的千金小姐，和父亲是成都“光华大学”的通学，这在当时来说，母亲就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进了报社当编辑。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小弟，不谙世事的我曾经冲进批斗父亲的会场去解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