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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律法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本人或大功以上亲属从事商业，本人不得担任官职。在职官员在辖区内兼营商业属于犯法行为。买卖货物，即使交易公平，也笞五十，显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断论罪。官员为官府做生意或亏损欠债，按坐赃减二等处罚。官员派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经商，如得利，官员不知，为无罪；知，比照官员家人在辖区内经商，官员知情之罪惩治。根据情节轻重，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员家人在辖区内做生意赚钱，比照官员本人经商之罪减轻二等。官员知情，与家人同罚；不知，比照家人之罪减轻五等。监临之官比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经商处罚更严。”
在唐朝的律法之中，对于官员经商或是官员家眷经商，给予了严厉且合理的惩治，此举对大唐政治的安定起到了较为有力的保护，亦是促进了大唐的经济繁荣。
当然，于封建王朝，任何律令都难被执行，贵族官僚大有暗地经商之人，只是此事无法摆到台面罢了。
唐太宗身为一国之君，竟让房遗玉经商，着实有些滑天下之大稽，以至于房遗玉久久不敢相信。
房遗玉并没想错，其实唐太宗也知这做法欠妥，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原因如下。
其一，唐太宗身为一国之君，要脸，此事绝不能干。
其二，正如房遗玉所言，推广这种低廉纸张，功在千秋，利于万民，还不得不干！
其三，此事所衍生的利益巨大，唐太宗从未和商人打过交道，不知谁能担此重任，他也不放心将此事交与一个不熟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