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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一行出了门，绕着李家庄转了一圈，李家府邸在村庄的东侧，整个李家庄大约有60多户人家，三百人左右，村庄不算大，我家的地全在村东侧，李家庄的位置在南安与泉州中间，离晋江不远，说实话能在多山的福建有六百亩良田很不错了。
现在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地里种的都是占城稻，占城稻五代末北宋初就传入了福建，直到真宗时期才在大宋大规模推广，占城稻适应性强，生长期短，自种到收五十余日即可，可以说占城稻对北宋粮食产量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35xs虽然粮食产量提高了，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未有多大提升，就以我家佃户为例，我看到的是这些佃户基本都是面有菜色，佃户家的孩子很多都营养不良，又瘦又矮。
前世曾看过关于北宋农民生活状况的分析，北宋乡村人口分为主客户，主户则依据田产多少而划分为5等。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3顷者，皆为第1等。2、3等户是指占地3顷以下以至不满1顷的人家。4等户约占有土地50亩左右;5等户有土地20亩以下。其中1、2、3等户称为上户，是地主阶级。第3等户中除一部分为小地主外，大多数是占田50-70亩或更多一点的自耕农。第4、5等户为下户是自耕农民。而第5等户中占地太少的，需租种一部分土地维持生计，则属于半自耕农民。甚至下户中还有一部分无产税户，他们靠租佃为生，已经成为佃农了。客户又称为佃客、庄客、地客、浮客、旁户，是不占田之民，他们租种别人土地，受官府和地主双重剥削。大宋农民阶级是由主户当中的第3等户的一部分，第4、5等户以及全部的客户构成的。网张方平言：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4等、5等户常及十分之九，而客户约占全国总数的35，以此计算，农民阶级约占总数的85以上。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说:从北宋到南宋封建大地主占田大约自30-40扩大到50，中下层地主占田则在30-20之间。而占总人口80几的农民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30-40，甚至在30以下。而农民的赋税却占其总产出的三成，以4等户为例，亩产按2石算，50亩之家粮食收入则为4620公斤，交纳税额为1386公斤，其剩余为3240公斤。如果每人口粮按225公斤计算，一年则需270公斤，5口之家年需口粮则为1350公斤。扣除口粮外，所剩粮食为1890公斤。如果再按每斗50文的市场价格计算，剩余的1890公斤粮食折钱为205千文。这是4等户之家年生产的剩余情况。然而在这部分剩余中，用来换取穿的、用的等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还将占有一定数量。加之死丧、疾病之费，婚姻、祷祀之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其最后的剩余也就不多了。以此看来，第4等户的5口之家农民不仅仅是承担国家赋税，并且是在其收入的30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然而，这是宋代农民负担的一般化或标准化的情形，也可以说是农民负担在较底程度上的反映。由于地区的差异，地理条件的不同，土地肥瘠的不同，粮食产量及价格也不同，税额标准、折算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差距很大。再由于宋代由北宋到南宋，由前期到后期，甚至在不同的皇帝统治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负担基本上呈现出越来越加重的趋势。这些从一些诗词中就能看得出来，“霜耕冰在趾，雨种泥没膝”，“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青巾短褐皮肤干，不避霜风与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东坻南垄无闲人”，这些诗句都是他们艰苦劳动的写照。但辛勤劳动的结果，却仍是“天下三分二分贫”。人们常引用司马光的一段文字：“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尽管农夫蚕妇“其勤极矣”，但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农业仍是主要的“可生之路”，其大部分不可能“舍此”而就他。由此可见大宋时期农民的负担是沉重的，所以才造就了终宋一朝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据统计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开始，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结束，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大宋的覆灭跟农民没多大关系，当然也跟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有关，这点前世太祖已经分析过了（斜眼笑），但是也能看出大宋时期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我现在也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一员，但要是能把大宋的农民问题解决了，大宋的实力也能提升一大节，这个事情要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不是当前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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