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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也无必然联系。王敦自居柴桑，后徙武昌，控扼长江中游以来，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当年陶侃、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或许因为如此，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
正在商议之际，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舟上人数不多，貌似盛满了柴草。
钱凤当即反应过来：“敌欲纵火！”
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王敦乃道：“士仪莫慌，前军必能拒之——且今我处上游，而敌在下游，纵火岂是容易之事啊？”
中国人用帆的历史，最晚不超过春秋战国时代，到了三国时期，因为南北分隔，水上作战的规模和频度都大大增强，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但不管怎么说，江上航行，水流是最主要的动力，其次才是风向，你自下游逆袭，哪怕船小行速，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练，总比不上顺流而下的对手吧。
倘若易地而处，武昌军在下游，而华人从上流放下火船来，顺风顺水，恐怕不易防御，这从下流过来的火船，又能济得何事啊？
真若是顺水而下，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划桨手和稳舵手，有一两个人准备着点火就足够了。但因为逆水而来，华船中上述人手无不齐备，一舟竟载六七人之多，能够堆积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数量，自然也就减少了——换言之，威力根本就不够瞧的。
晋军早有防备，当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各执两丈长竹梢，以便抵拒火船。就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硬顶着直至敌船自己烧沉，而不能损及己军分毫。再者说了，你船上那些，难道都是敢死队吗？一等火起，总会弃船投水的吧？到那时无人摇橹，即便固定了帆、舵，也不可能跟偌大的晋舟，以及大批晋军水手顶牛啊？
故而晋兵毫不慌乱，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果然对面的小舟距离己方约五六十步，晋船上弓箭已可射中华兵时，便即先是腾起浓烟，继而熊熊燃烧起来。随即“扑腾腾”的，华兵陆续纵入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