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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确实是正确的，但对陶侃的策谋，他却毫无所查——这也正常，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而是妖人了，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
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己军要弱于晋军，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王应，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胜算实在渺茫啊。
这不比在陆地上，从武昌到芜湖，千里之遥，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船行顺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密布堡垒，以狼烟作为讯号，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复汇合了柴桑水军，一并东下后，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此天佑我华也！”
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水陆相互策应，防御得极为严密——如其先前所言，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直取建康，又有什么用呢？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轻松可下哪？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
当即下令，燃烽，依计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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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有楼船二十余艘，蒙冲、斗舰数百，其余走舸、小艇千余之数，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论江河之军，则必居首位。
